日军尝试通过控制物资、制造粮食危机来削弱八路军的战斗力。

然而，八路军并非依赖传统的后勤补给体系，而是建立了独立的生产和供应体系。

在华北的许多根据地，八路军开办了合作社，鼓励根据地群众自主生产、互助互济。

许多乡村甚至自己建起了小型兵工厂，制造简易武器和弹药。

此外，八路军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物资管理制度，避免浪费，使得即便是在封锁状态下，依旧能维持战斗力。

此外，八路军还在日军占领区的乡村积极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使得农民在根据地生活的条件明显优于日军控制区的百姓。

这样一来，日军企图通过经济手段瓦解根据地的计划彻底落空，反而促使更多的农民选择支持八路军。

到了1940年6月，八路军不仅成功抵御了日军的各种新战术，还主动升级了自己的游击战术。

在这大半年以来，八路军除389师的部队，均大规模发动对日军据点的袭击，采用“攻打据点、袭扰交通、破坏补给”的策略，使得日军在华北的占领区陷入困境。

尤其是在晋西北地区，晋西北军区在何师长的指挥下，结合地形展开了一系列“快速打击战”。

他们利用轻装部队的机动性，在夜间进行长途奔袭，突然袭击日军据点，摧毁补给后迅速撤离，使得日军疲于奔命。

晋察冀军区则通过建立“水泊梁山式”的游击根据地，将山区变成一个个坚固的堡垒。

日军即便发动大规模扫荡，也难以彻底剿灭八路军。

而在冀中平原，日军在封锁沟周围驻扎了大量兵力，但却被八路军实施“围点打援”战术，多次重创日军的援军部队。

面对华北战局的不利局势，日军内部开始出现矛盾。

一部分高级军官认为，华北的治安战政策必须调整，不能再依赖单纯的军事扫荡，而应加强与伪军的合作，利用政治手段进行分化。

但以筱冢义男为代表的强硬派则主张加大武力镇压，甚至考虑对整个华北进行更大规模的烧杀抢掠，以彻底摧毁八路军的生存空间。

而在东京，大本营对华北的局势同样感到不安。

由于欧洲战场的局势正在迅速变化，日本军部开始考虑调整战略，在北上和南下之间紧急准备。

而华北战场迟迟无法解决，使得日本高层在对华战略上陷入两难。

1940年6月，华北的局势进入了新的阶段。

日军的特种作战和治安战策略未能奏效，而八路军不仅顽强抵抗，还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

这使得日军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战术，同时也让东京方面开始考虑是否要调整对华战争的整体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