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或许可以得利，但国用足从何谈起？财政宽裕，根本在于田税。吾未曾听闻以些许商税而能富国强兵者。”商鞅对孔丘之言并不赞同。

“若依丘先前的见识，虽不歧视商事，但也不会觉得这买卖交易于国家增益良多。”孔子语气平稳陈述道：“毕竟历朝历代皆以农为本，财赋多取于田亩。”

“唯一一个天下财赋半出于商税之宋朝，又是个国家衰弱屡战屡败的。”

“然自通读世界史后，吾以为其中所提欧罗巴重商主义，或许可以解答而今欧洲之繁盛。”

“前些日子李唐刘仁轨、裴行俭所着西行漫记刊印，其他国家倒也无甚奇特之处，法、俄等国一如我中华，田亩人头税为国用大头。这英吉利国却能不依赖农税丁税而有三千多万两白银的岁入。”

“且其国未见因重税而民生艰难，百姓生计更胜中国。而一旦有事，其国中商贾竟会购买国债，为朝廷缓解开支压力，真是奇也怪哉。”

“凡此种种，岂非能说明商贾于国家之益哉？”

“鞅也曾观看刘、裴二人的采风实录，英吉利其国，虚君也，大权操于议会，实为商贾之国。”商鞅对于此事也有深入研究。

“凡其外战，皆为国中豪商谋利。那些商贾自然愿意全力支持，便如皇帝拿出内帑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利益考量。国家都是他们的，又怎会不上心。”

“但鞅还是那句话，商贾终究是末节，便是英国玩出花来，也比不了田地的产出。”

“英夷所以能岁入三千万有余，靠的是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单以其本土而论，能有一半就不错了。”

“而若按吾为大秦所设计的制度，英吉利各部合计七八百万人口，两省之地，一亿亩田产，两成半之农税丁税，岁入亦可三千万石，两倍于现下的本土税收，岂不是更胜之？”

公孙鞅对比了两种制度下，所能发挥出的最大国力，觉得还是依靠农业产出更有前途。

许久不曾发声的墨子突然开口道：“若单以眼下而论，便是欧陆岁入最高的英吉利，也只是在财政征收效率上比我中华大部分朝代高一些。”

“跟秦国这种将国力压榨到极致的战争机器相比，仍然有所不如。但是，诸位，先前影仙子讲学曾说过，欧罗巴洲尚处于裂变前夕，想来其发展阶段不过对应春秋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