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农业产值增长，脱产人口增多，更多人投身商品行业，需求激增，消费膨胀。”

“第四，大唐与北境贸易协定签订，互市频繁，与西域商人、吐谷浑的贸易量也大幅增加，商税水涨船高。”

“第五，朝廷对商税规则的制定与完善，强有力的税收手段，减少了偷税漏税，税种增多，税收流失减少。”

“第六，支出合理利用，资金利用率提高，收益率随之攀升。”

......

大臣们听得频频点头，陷入深思。

李长河，“综上所述，大唐商税收入将猛增，未来几年商税的收益或将超乎想象。”

“好像真的可行！”有人感叹道。

“我们民部初步核算也是如此。”另一人附和。

“未来几年都能如此吗？”有人追问。

大臣们议论纷纷，不少人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李长河则继续道：“所以，贞观二年大唐财税至少收入三亿三千万，那么三亿九千万的支出便只有六千万的差距了。”

此话一出，大臣们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

这六千万，是大臣们心中的一块巨石，它是贞观元年赤字的两倍，令人忧心忡忡。

众人目光再次聚焦李长河，期待他能提出解决这六千万缺口的良策。

难道又要发债借钱？可三千万已是极限，六千万又该如何筹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