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卫国和手下的战士们听了都大吃一惊。他忍不住笑道：“搞了半天，这都是我的人马啊！”

原来，常凯申和军委会虽然对33师弃守太原非常不满，但考虑到这支部队多次取得大捷，为国军争了不少脸面，就功过相抵，不予追究。另外常凯申之前说过，死一补俩儿，兵役署便让陕西兵役部门给33师补一万新兵。在路上碰到的不过是其中一批而已。

卫立煌也问清楚了情况，走过来笑道：“怎么样？卫国，看看你的新兵！依我看得好好操练一番才行啊。”

郑卫国苦笑道：“早知道就跟军委会说不要新兵了，免得让他们受这份儿罪！”

郭参谋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国家没有完善的预备役体系，部队补充兵源就只能靠拉壮丁！像他们这里没有死人，已经算工作做得极好的了！”

他又笑着问道：“卫国，你是不是真不要，真不要的话送给我好了，我的第九军正缺人呢！”郭参谋长身兼第九军军长，手里也是握有重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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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国忙道：“要，要，要，我也就是随便说说。总座，参座，要不你们先进城吧，我在城外先看看这些新兵。”

卫立煌说：“那好，我们西安再见！”

郑卫国留下了一个排，让其余的兵力继续护送卫立煌南下，自己则同壮丁们走在后面，想多了解一下情况。这些壮丁见郑卫国待人和气，又是将来的长官，胆子渐渐就大了些。开始是问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争先恐后地向郑卫国诉苦。

负责押送的排长感到有些紧张，对郑卫国说：“长官，这些贼骨头都是强征来的，让他们这样闹下去非炸营不可！”话说国军为什么不搞诉苦呢，就是怕这个。这些征来的士兵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一肚子苦水，搞不好情绪就会失控。

郑卫国说：“你别怕，出了事有我担着！”又对壮丁们说：“你们都别激动，一个一个说！”既然已经说开了，不如让他们说个痛快，憋在肚里更容易出事儿。

一条大汉一手按在裤腰上，一举高高举起，嚷道：“长官，额先说！”

郑卫国说：“好，就是你了！”见他这个姿势太搞笑，忙让押解的士兵把裤腰带都还给他们。

大汉系上腰带，道了声谢，然后破口大骂他们乡的保长。据他说，他本来是家里的独子，只是因为没钱给保长就被硬抓来凑数。那个保长利用征兵的机会，到处盘剥百姓，祸害乡里，搞得不少人家破人亡。说到伤心处，这条大汉和他的乡党们竟然一起痛哭起来。

郑卫国偷偷问那名排长，说：“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排长的眼睛也红红的，大概是勾起了伤心事儿吧。他叹了口气，说：“长官你是不知道，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拉个壮丁算什么，杀人放火都没人敢管！”

旁边一名士兵气愤地说：“我也是硬抓来的，我爹气得大病一场，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这话比较幽默，郑卫国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不过笑完之后，又感到有些心酸。

好好的征兵工作怎么会搞成这样呢？原来国民政府对基层控制薄弱，使得乡村一级政权大多落入地方黑恶势力（即土豪劣绅）手中。他们一面用残暴的手段征兵，一面勾结兵役署的人将之作为生财之道。

每年应征新兵名额分配既定之后，接着进行及龄壮丁的抽签征集，中签的壮丁，就是这一年度应当入伍的新兵。因此，抽签过程充满了敲诈、勒索和剥削。抽签名义上公开进行，中签的壮丁也出榜公布，实际上是否中签完全为县、区、乡、保长把持操纵，只要肯出钱贿赂，中签可以变成不中签；没有钱贿赂，独子也会成为中签壮丁。

还有的乡保长利用贪墨士兵的安家费、壮丁费的方式中饱私囊，甚至连阵亡烈士的抚恤都贪，简直是丧尽天良！

北大教授蒋梦麟先生在抗战时担任红十会会长，曾向常凯申报告过征兵的惨状，认为征兵方式的粗暴野蛮，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并以他在贵州一处壮丁收容所看到的为例，说从广东曲江征调的七百多人壮丁，沿途不断死亡，到了贵州仅剩十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