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魏王李缜推举李秋来杭州府之前，便曾反复交代，到了杭州之后，他首要之务便是征缴盐税，只因目下的大乾国库，实在太需要银子了！

也就是说，魏王殿下其实根本就不关心杭州府到底有多少贪官与污吏，他在乎的只有两个字——银子！只要盐税能收得上来，就算杭州府遍地贪官，也不足道！

征缴盐税，为朝廷充实国库，就成了李秋此来的唯一目的。

而杭州分水堂，恰正是横亘在盐税面前的一座大山，此山不除，盐税将颗粒难收。

其原因很简单，分水堂的存在，就如同一只巨大的怪兽，将杭州府的所有盐税尽数吞噬。

依照大乾律令，普天下之盐，从开采制作到运送贩卖，皆由官府专营，严禁民间私相买卖。

只不过，律令虽如此，但执行起来就异常困难。那些官府中人，往往只懂得按时点卯上值与掐着点登班下值；懂得每日开会研讨；懂得到处视察民生；而对于这经营之道却近乎是一窍不通。于是乎，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变通，各地官府又频出妙招，除了将食盐的开采与制作还是归拢于各地的盐厂与盐务司之外，所有食盐的储存、运送、贩卖与经营，依然是委托给了民间的商户。

这一项变通，经过朝廷的默许之后，就成了一种规则。

依照这一项规则，并非所有的民间商户都能经营食盐买卖。要想经营食盐生意，首先得向官府申领“盐牒”，有了“盐牒”之后，商户才有了贩卖食盐的资格。而仅仅有“盐牒”还不够，每一笔食盐买卖，都需由当地官府开具“官盐通引文书”，简称“盐引”。有了这张“盐引”，才能代表商户手中的食盐乃是正宗的大乾官盐，可以在各道、府、县畅通无阻。

这薄薄的一纸“盐引”，作用如此巨大，代价自然也是不低。商户要想从官府中获取“盐引”，须得贡献每一笔买卖的近五成利。是以，但凡是规规矩矩经营官盐的商户，纵然是劳心劳力，到最后所得却也不多，其获利之大头，往往都贡献给了官府。

外加那张“盐牒”，分量也是不轻。只因各地官府，对于“盐牒”之发放都有名额限制，商户为了逐利，往往不惜高价竞买，是以在一些富庶州府，一份“盐牒”甚而已竞价到了万两白银之上。

如此一来，官府不用涉足经营，仅通过发放“盐牒”，便获取了大量白银，又通过开具“盐引”，向商户抽成一半，更是能抽拔到每一笔官盐买卖的巨额盈利。是以，盐税便成了各地官府的一项重要税收来源，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百姓富庶，海盐晒制便利，盐税更是丰厚无比。

而杭州府恰处于东南沿海之地，它既是大乾最为富庶的四府之一，又因山海之便，本地就开建有盐厂，所晒制的海盐乃是闻名天下的精白盐。按理来说，杭州府的盐税数目应当是整个大乾之翘楚才对，然而多年来，这里的盐税也只是比其它州府略多一些而已，收成好的年份有七、八十万两，若是寻常年份，就只有六十余万两白银。

饶是如此，若吴文龙能将这六十万两盐税尽数上交于国库，则无论魏王还是朝中言官，便已无话可说，可他为官近一年，却只实收了区区五万两银子，这如何能说得过去！

李秋在这三日中，已命人多方打探，发觉整个杭州府的食盐生意，都已被杭州分水堂所垄断。

分水堂垄断的非但是所有食盐的运送与买卖，甚而连盐厂的管辖也由他一手掌控，如此一来，自杭州府进出的食盐，已分不清“官盐”还是“私盐”，反正都成了分水堂的盐……

也就是说，所有从杭州府进出的盐，其买卖之获利已尽数进了分水堂之腰包。之前杭州知府洪文堂上交国库之所谓盐税，无非是分水堂与洪文堂商量好的一个数目而已。

依照此情推理，李秋自然就已猜到，想必是那吴文龙不肯就范，坚决不肯与分水堂合作，是以便惹恼了对方，竟至于只收上来五万两盐税。

依照李秋原本的推想，吴文龙之所以被杀，多半也是因为他秉性刚直，始终不肯让步，终于被分水堂痛下杀手，派人将他在郊外袭杀。

可今日听徐恪所言，这吴文龙的死因竟然成了“妖物作祟”！这如何能行？于是乎，李秋顿时将众人所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杭州分水堂之上，无论如何，自己入杭州城之后，首要之事还是要除掉分水堂！

此刻，见三位百户尽皆摩拳擦掌，恨不得立时就去分水堂捉拿方铭博，李秋虽眼含笑意，却反而摆了摆手，言道：

“此事急不得！那分水堂手下，听闻有四千人众，就凭咱们这百来号卫卒，如何去端了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