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碰杯。

三天后，秦绍文再次登门。

“建丰同志同意了。”他开门见山，“董事会席位，龙先生方面占三分之一，重大事项需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这就是变相的一票否决权，章程里写得明白。特别捐按年度利润25%计提，每季度预缴，年终结算多退少补。”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修订后的方案：“如果龙先生没有异议，可以签约了。”

龙二接过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看得很慢，每一个字都不放过。

秦绍文也不催，端起茶杯慢慢品。

约一刻钟后，龙二放下文件，从书桌上取过钢笔。

“秦先生，我有一个问题。”笔尖停在签名栏上方。

“请讲。”

“建丰同志要这码头，究竟是为了戡乱，还是为了……”他顿了顿，“将来？”

秦绍文看着他，眼神有些复杂。

“龙先生是聪明人。”他放下茶杯，“戡乱是眼前，将来是长远。眼前的事要做，长远的事也要铺路。建丰同志今年三十六岁，不是六十三岁。”

龙二没有再问。

他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盖了私章。

秦绍文收好文件，站起身，伸出手。

“龙先生，从今天起，咱们是自己人了。”

龙二握住他的手。

送走秦绍文，龙二独自站在书房窗前，望着那棵梧桐树。

五月的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斑驳陆离。

他想起1938年在上海，第一次见杜月笙。

那时杜先生五十一岁，已是名满天下的“海上闻人”，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通吃。可日本人打进租界，杜先生还是要逃港岛，逃重庆。

临走时，杜先生请他吃饭，席间说了一句话。

“龙二，上海滩是水，人都是船。水能载你，也能覆你。我杜月笙在上海三十年，到头来还是船。”

如今，轮到他龙二当这艘船了。

他把船开进了建丰的港口，交出了舵。

是为了不被水淹，也是为了将来能换条更大的船。

书房门被轻轻敲响。

阿豹进来，低声道：“二爷，吴站长来了。”

龙二转身：“请大哥到书房。”

吴敬中进门时，脸色有些疲惫。

他在南京待了一周，军统改制的各种文件、会议、应酬，耗尽了这位五旬站长的精力。

“大哥，坐。”龙二亲自斟茶，“南京的事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