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大明往常应对灾情的方式，高务实做到这一步已经堪称完美，但正如他早些年一直认为的那样，大明这个国家自建立伊始，其应对灾情的能力就非常差，即便此次做到了大明朝的一百分，在高务实眼里依然是远不及格。

作为一个灾情极多的国家，大明总结出的有效救荒措施其实基本就三条：一是减免赋税，可以直接减免或者改征、缓征等，这样直接减轻了农民的压力；二是让富民来出钱赈灾，他们会得到政府的表彰，以此获得更大的权利与荣誉；三是直接用钱或者粮食等来赈济灾民，这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然而在高务实看来，这三条其实都只是在兜底，也就是说尽量保证灾民不饿死，除此之外那就对不住了，咱们不管——因为根本就没有能力管。

高务实前世作为一个红朝的基层干部，灾情应对这种事见得不少算，还曾经亲身经历过世纪之交前两三年的长江流域大洪水。这两个时代虽然没有可比性，但见识过高分应对之后，对于大明这种应对自然会觉得不堪入目，也更希望能力所能及地做出一些改善。

此次灾情是由黄泛容易导致疫病，疫病又会导致春耕秋收受挫，如此叠加而来便会愈演愈烈，因此高务实发现即便自己带来的现银和纸钞看似不少，但仔细一算，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推动赈济与灾后恢复重建仍然远远不足。

况且，经济规律是一次性向民间投入过量的货币又会导致通货膨胀，考虑到灾区粮食本就紧张，外界的粮食也因为灾区道路运输困难与可能的疫病而很难进入，光是砸钱已经未必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了。

换句话说，钱还是要砸，但同时还需要粮食，而这两项现在都不足。

针对钱粮不足，大明朝一贯的做法是劝民捐助，高务实也不介意这样做，因此便与张一元商议道：“抚军，赈灾粮款渐渐不足，但援朝方向和西南方向最近也屡次向皇上请拨钱粮，这是不能省的。虽然即便如此，户部仍有少许积余，但此时往河南调动却很麻烦，大抵要在途中损耗七成甚至更多，诚然不美，因此我打算应劝民捐助，引商贩粮。”

张一元倒是不反对，但却觉得这样力度恐怕不够，迟疑道：“民若不捐，如之奈何？时不我待，与其屡费口舌，不如强令富民捐献，违者治罪，阁部以为如何？”

高务实微微摇头，道：“先劝尚义，尚义之民可以德威，不可势加。由此则捐助方能日盛，若仅凭威慑，所获微薄，不仅不堪一用，反而败坏朝廷和官府信誉。”

到底是高务实说了算，张一元虽然心底不看好，但也只能说“阁老高见”了。

于是高务实发出布告，其中道：“……屡荒之后，府仓如洗，饥民待哺方殷。天下为之涕泪，天子为之劳病，邻里乡亲正需携手共渡灾荒。

愿输赈者，或银或粟，立册汇报。出粟者送至粥厂，出银者即在本家分给，不许与官帑混用。官无染指，民免匍匐，照册稽查，视所捐多寡论功行赏：

优者授以匾额冠带，免其徭役；极优者核选十户，再赏本阁部亲笔书丹，以为褒奖；最优者核选三户，本阁部将奏其名于圣上，请御笔书丹褒奖。司粥厂者同赏格。”

这个激励措施不可谓不下本钱，几乎就是说，捐献最多的三家由皇帝御笔题字褒奖，之后十家由他高务实题字褒奖。再往下虽然未曾明说，但自然也是从巡抚往下一级一级按照“贡献”多少来褒奖。

这些褒奖虽然都是“虚名”，可是大明的官绅富户一贯很吃这一套，因为这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地位和实力的炫耀，好处其实很多——就像后世很多小老板出去谈生意非要开个豪车同理，只不过御笔或者高官亲笔的匾额效果更好，用途更多罢了。

在这样破格的激励之下，高务实连发数次布告，并请各地学子、乡民代表于各处宣导，不久之后，豪商富户捐献果然日益增多。

而在引商贩粮的工作推进中，因为之前已经取消高价卖米禁令，周边各省各地粮商也开始纷至沓来，粮船粮车绵延达五十余里，而粮价反而因此日减，高务实担心的通货膨胀消弭于无形。

高务实在经略行辕中听下属回报道：“灾区米价原本约为每石五两，粮价开放之后各省粮商皆受吸引，所运者不计其数，数十里而不绝。各地粮米集中至中州，再难转运，米价已成竞争，现已降至均价每石八钱。”

高务实松了口气，难得展颜微笑起来，道：“很好，再传我令，各地官府要严加核查，粮商也不得虚报分量，不得杆秤作假，不得收买官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