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内而遣归，附以氊叚锦布，数种狂悖语具在竹叶书中，无款贡意，且求贡之文甫至，而易置宣抚，窥伺腾永之文继之，一时二事，自相矛盾。随委通事谕以告文，优以金帛兼奖异罕拔，俾终贡事。适莽酋死，子应里嗣，不见。使不受汉赏，且怒罕拔贰已，囚之，而攻袭其地。此其悍悖明甚。今但当多方设策图之，不必区区以彼之贡不贡为也。

高务实看得微微皱眉，再往下一看，发现刘世曾的疏文已经写完，下面乃是朱翊钧的朱批：

先年莽酋桀骜，侵夺土司，地方官漫不经心，偷安养乱，以致藩篱尽撤，边境多事，却又捏称本酋献物以求通好，生饰虚罔，前经该官员着该科即便查参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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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文和朱批都很简单，实际上事情也不严重。

简单的说，就是莽应龙之前膨胀得很，下令让云南腾冲等州的卫指挥使等官去参见他，云南当地兵备道觉得其中可能有诈，说不定是木邦宣慰司的头头罕拔使离间计，所以就选派了几个懂缅甸语的人潜入缅甸、木邦查探情况。

结果这些人才刚到木邦，就被罕拔给抓获了。罕拔这厮显然不是什么大明忠臣，把这几个人抓了之后，收缴了他们携带的财物转送给缅甸。

缅甸方面写了一道根本不是“贡书”的“贡书”过来，语言狂悖，甚至公然要求朝廷按照他的意思改换宣慰使人选，而且还窥视腾越、永昌等地。

云南方面按照先礼后兵的原则，先是好言相劝，派通事去缅甸、木邦宣谕，木邦的罕拔倒是接受了金帛奖励，说自己依然忠于大明，坚持上贡。但缅甸出了状况，恰好莽应龙病死，其子莽应里继位，根本就不肯见明使。

不仅如此，莽应里还认为罕拔接受“汉赏”是背叛了他，发兵攻打罕拔，继而把罕拔抓了起来，这还不解恨，继续攻伐木邦其他地区。

按照刘世曾的这个说法，今年的云南战事，应该算是莽应里这厮脾气暴躁，先打了木邦之后发现自己果然兵强马壮，于是膨胀得厉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云南一起打了。

不过朱翊钧的朱批很值得玩味，他根本没有就这件事本身表达任何看法，只是来了个“算旧账”，说莽贼(父子两代)不断侵袭由云南管辖的各宣慰司，而地方官一直都在姑息养奸，等到事发之后还妄图粉饰太平、推卸责任，所以“该科即便查参来说”——相当于就是让相关的科道官员立刻“调查起诉”。

按理说，刘世曾说的虽然是他调查出来的“历史”，但其指出的问题是当下的，朱翊钧应该指示他接下来怎么办才是正理。

但朱翊钧没有任何指示，反倒翻旧账，要求把之前的那批相关官员——就是丢失藩篱的那批前任——的责任查清并弹劾。

这只有三种可能，一是朱翊钧没有注意到应该赶紧就当前的情况进行补救或者处置；二是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不管不顾的要先惩治最开头的责任人再说；三是他心里早有云南问题的处理办法，但是不打算和刘世曾现在说明。

高务实想了想，还是比较倾向于第三种可能。

因为云南问题是他和朱翊钧刚刚谈妥的，朱翊钧已经从朝廷上下的纷争中摆脱出来，接受了高务实“狠打”的建议，连怎么打都确定下来了。甚至，他还把高务实的婚事都和云南战事挂上了钩。

这种情况下说朱翊钧忘记了事情的重点，实在太不科学了……

但问题在于，这东西既然不是急事，那么朱翊钧匆匆派人追着自己来告知一番，其意义又何在呢？

高务实不由得沉吟起来。而那位少监也不催促，老老实实等高务实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高务实才理清头绪，原来朱翊钧在朱批中“不提正事”的原因，居然可能是他发现这件事涉及到了党争的问题。

刘世曾的这道奏疏，其实是在指责前任放纵缅甸过甚，然后才导致今日莽应龙、莽应里父子妄尊自大，甚至胆敢大举犯边。

但追究前任这种事，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追究的，因为云南方面的放纵态度也不是一年两年，至少要追溯到嘉靖中期。

当时的云南总兵黔国公沐朝弼曾经上疏报告朝廷，指出莽应龙势力对大明的危险程度已经很高，希望朝廷出兵干涉——言下之意，就类似于要打一场后来丘吉尔提出的“预防性战争”。

然而当时朝廷严词拒绝了，并且以兵部的名义训诫云南当地抚镇官，说：“荒服之外，治以不治……已畏威远遁，传谕诸蛮，不许交通结纳。”

既然这事远在“皇爷爷”时期就已经是这样了，那么朱翊钧现在所谓的翻旧账，肯定也翻不了多远，顶多追究前任巡抚的责任，否则牵连就太广，影响也太坏了。

而问题就出在前任巡抚上，前任巡抚是谁？饶仁侃。

饶仁侃抚滇，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大问题没有？其实倒也没有，毕竟他的前任、前前任乃至更远的前任们，一个个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