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老乔牺牲之后，寻找“秦俑”的任务还得继续有人执行，这个担子同样也会压到刘世杰的肩膀上。

刘世杰感到这两个任务执行起来，都很棘手。

首先，针对配合临城站寻找日本高级特工线索的问题，刘世杰提出了一个疑问：“军警宪部门人员身份都极为敏感，很难接近他们，一旦不慎，很容易被反咬一口，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再说了，临城站的人当前虽然针对的是日本间谍，可他们到底是特务，是我的敌人！”

吴锋剑反问：“日寇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满足的。他们今年上半年在华北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挑衅行为：一是大量增派军队，二是大规模进行走私。这些行为既是日本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完全屈服于日本的意志，加速‘华北特殊化’的进程；也是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的步骤。”

日本在华北驻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签订的《辛丑条约》。

该条约第三条允许各国在BJ至山海关沿线 12个地点驻军，并可在铁路两侧 2英里范围内活动。

条约规定，日本在华北驻军不得超过 2000人。

但是，日本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在 1936年 5月至 6月期间，连续向华北派遣了 8批军队，使得其驻屯军（也称天津驻屯军）人数急剧增加。

根据日方公布的数据，增兵后驻军人数为 6000人，加上原有驻军人数，总计约为 8400人。

但是，实际人数远远不止，根据情报部门的估计，日增兵华北后驻军人数不下 1.4万人。

《大公报》则称，天津日军已达到 2万余人。

至于走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北沦陷后。

最初只是零星走私，并没有形成规模。

自从 1933年《塘沽协定》确立了冀东“非武装区”后，以冀东为中心的华北走私活动开始规模化。

日方还声称我方海关缉私船不得在非武装区域 30里界限以内从事缉私活动，否则将被视为海盗行为，并以对海盗方法对付之。

走私洋行也大量涌现，在滦东地区专营走私的洋行就有七、八十家之多，贩卖毒品的洋行更多达一、二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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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年初，日寇又加大了走私力度。

2月，伪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方指使下，决定对走私货物只收取相当于国民政府海关收税标准四分之一的进口税，并指定货物靠岸核查，称之为“冀东特殊贸易”。

3月底，东伪政权在日方指使下又在秦皇岛私设关卡，凡由东北进口的货物律向该卡纳税，不再向天津海关纳税，从而为日货倾销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

面对国内外的质疑和反对，日本方面对其在华北增兵与走私进行了辩解。

关于增兵，日陆军当局于 5月 15日发表谈话称，日增兵华北主要是为了“防共”和“保护侨民”，“固非侵犯华北之中国主权，更非危害各国的既得利益”。

同日，外务省发言人也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冀东自治政府管辖内及北宁铁路一带之日侨近日增多，驻华日军人数太少，遇紧急时较难满意尽其职责，故陆军省乃决议遵照辛丑条约规定，增加日军人数。陆军省当局之意见，以为此举并不侵犯中国主权，亦非侵夺外国在华所享之权利，陆军省相信，日本籍此可调整日本、华北、满洲国与其它外国间之关系。”

其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田西也称：“华北原有兵力不足以保护侨民，故特酌增加，并无何等用意。”

对于走私，日方则声称，此事与已无关。

日大使还声称：“走私系中国关税过高，此系中国政府之事，日本无权过问。”

但是，这些辩解都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日本在华北增兵与走私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扩大其在华北的势力范围，削弱南京政府和华北地方势力的抵抗能力，并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

吴锋剑的消息非常灵通，一番详细地解说让刘世杰更加了解了当前的形势。

刘世杰虽然认同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在和军警宪的接触上依然心存顾虑。

吴锋剑正待进一步向他解释，铺子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若是其他的买卖，这时间一般不会有人来，但既然开的是寿衣店，客人可就不按时间来了。

吴锋剑立即起身道：“你们两个去后面躲躲，我来应付。”